本报记者 于 涛 姜艳艳 北京报道
4.8%，这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2008年CPI涨幅的定位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，温总理在这个数字后面加的后缀词是“左右”，而不是“以内”。那么，今年CPI，究竟是向左走，还是向右走，还要看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力度。
对此，本报记者于3月6日走访了在京参加两会的三位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、辜胜阻和厉以宁，他们分别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，对国家今年经济宏观调控的“两防”工作，献出了各自的建议。
林毅夫：加息最有效
谈及CPI，全国人大代表、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必须坚持国家提出来的货币从紧政策。一方面，要运用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；另一方面，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。而两者相较，林毅夫建议，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更应偏重灵活地提高利率。
他指出，因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则减少了可信贷的量，必须排挤掉中小企业，而中小企业又能多创造就业机会，从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，由此看来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并不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。
“国家在自主、可控、渐进的方针下，提高利率恰恰能够稳定物价。”林毅夫说，“因为国际热钱进入中国的主要目标仍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，而不是为了赚取中美利差，只要汇率改革更加灵活，热钱就无法从投机汇率上盈利。”
在林毅夫看来，三“过”问题（投资增长过快、货币信贷投放过多、外贸顺差过大）是恶性循环，根本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。投资增长过快，产能就会增加很多，在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，外贸顺差就会过大；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消费不了，就造成外币积累很多，为了稳定汇率，货币信贷就要增加投放，从而形成了一个怪圈。
辜胜阻：更多利用财政政策
全国人大代表、民建中央副主席、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、涨幅较大的形势下，财政政策应当在扩大供给和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压力方面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。
辜胜阻认为，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是经济发展的“自动稳定器”。当前，要通过减免税费、提高补贴、增加转移支付、扩大公共产品投入等措施，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增加农产品供给、利用补贴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方面的作用。
辜胜阻指出，今年我国将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，但是短期内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。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，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、扩大供给为基础，以控制食品价格为核心，加大针对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为重点，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。
对此，他给出了四点建议：第一，扩大生产、增加农产品供给；第二，减免农产品加工、流通等环节的税费；第三，建立一套应对物价短期内过快上涨的财政应急预案，制定针对低收入群体的“通货膨胀时期特困人群应急救济计划”；第四，突出财政的公共性特征，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例。要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、卫生、医疗等公共产品保障力度，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，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预期支出，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。
厉以宁：货币从紧财政宽松
“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宽松的财政政策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抑制本轮物价上涨，给出这样的解答。
厉以宁表示，本轮物价上涨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，“既然是多种原因造成，就应该综合治理，而不是单纯靠控制投资规模解决”。厉以宁认为，既然能源供应紧张，国际油价上涨，那么国内的能源投资就不能放松，这样才能增加国内能源的供应；猪肉不够，就该发展大规模的养猪场，实行养猪业的产业化，使猪肉的供应在半年后增加起来。所以说该投资还得投资，这样对物价的控制更有好处。
厉以宁认为，除了国内控制能源供应、增加物质供给之外，还应该做好对于外资热钱的控制，而这些无疑都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。但对于目前热议的财政政策，他则认为不应该同时“紧缩”起来，稳健的财政政策将会更适合当前情况。
他强调，目前远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“双紧”的时候。“双紧”政策曾在1993年、1994年采用过，当时因物价上涨幅度过大，而且原因比较单一即投资规模过大，所以政策很有效。现在，物价上涨因素复杂，有必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相结合。